异次元少子化对策能否阻挡日本人口跌势？

文：戴二彪 长期以来的少子化趋势，不仅制约了日本的劳动力供给和消费需求，而且导致了以“年轻在职人口抚养老年人口”为特征的日本养老保障制度日益难以为继。因此，少子老龄化问题受到最近几届日本政府高度重视。 然而，相关对策的效果并不理想。2022年，日本出生人数跌破80万人，创下战后新纪录。面对日益严重的少子老龄化危机，2023年新年伊始，岸田内阁推出了“异次元少子化对策”。 1月6日，在自民党主要干部会议上，岸田首相强调了新的少子化对策的必要性，指出：不光支援的范围和金额强度要变，还要推进育儿的社会意识变革，需要与以往政策不同的异次元政策。同日，岸田指示儿童政策担当大臣小仓将信，以（1）强化儿童补贴等经济支援、（2）扩充对幼儿教育、保育等的支援、（3）推进（包括强化育儿休假制度在内的）工作方式改革、为三大支柱展开讨论，尽快将异次元少子化对策具体化。 2023年新年伊始，岸田内阁推出了“异次元少子化对策”。 在岸田首相的指示下，小仓牵头设置了多个政府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员由内阁府、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财务省、总务省、国土交通省等1府5省18位局长级官员构成。1月19日，召开了首次会议，并计划在3月底前继续召开4次讨论会，集中听取相关专家学者和实务人士的意见。然后，将在3月底提出异次元少子化对策草案。 4月份日本将正式成立“儿童家庭厅”。上述异次元少子化对策草案将在该厅具体讨论。岸田首相表示：在6月份制定“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的基本方针”之前，将明确育儿预算翻倍的大框架，并以此为目标形成具体政策措施。 和10年前安倍内阁提出的异次元金融宽松政策一样，岸田内阁的异次元少子化对策也引起日本社会高度关注。尽管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在30%前后低迷，主流媒体对这项新政大多寄予好意。但是，构想中的异次元少子化对策能否阻挡日本的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跌势？其效果难以乐观。 首先，这一异次元少子化对策的重心放在婚后育儿对策，在结婚率下降这一问题上重视不足。众所周知，在非婚生比例极低的国家（如日本），总和出生率（TFR，育龄期间女性的平均出产人数）可分解为：女性结婚率（结婚者占女性总人口比率）乘以结婚女性的平均出产人数。尽管近年日本的TFR已经跌至1.3人左右，但是从1970年至现在，日本结婚女性人数的平均出产人数稳定在1.9人-2.1人。显然，日本TFR下跌的主因是女性结婚率的不断下降。换言之，日本的少子化主要起因于少母化。而扩大儿童补贴等育儿援助，既不会显著提高婚后平均出产人数，也无充分证据显示能有效提高女性结婚率。因为，不少研究表明，在出产停职后很难获得产前同等待遇工作及晋升机会的日本，女性因结婚、出产带来的职业收入损失往往要远高于所获育儿补贴。 日本的少子化主要起因于少母化。

其次，异次元对策需要特别的财政支援，如何解决财源问题并非易事。去年，岸田内阁推出的防卫费倍增计划虽获国会批准，但关于其财源的论争尚未平息。现在又提出异次元少子化对策，虽然可一时取悦国民（特别是有孩家庭），但其资金来源相当程度上需靠增税解决。增税不利于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最终对育儿家庭的就业和收入会产生负影响。 应当指出，少子化是与经济发展伴生的普遍现象。但和日本相比，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少子化问题相对较轻。究其原因，首先，这些国家有更照顾女性的育儿休假制度，出产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之负影响远没有日本企业中那样大；同时，欧美各发达国家的外国移民人数占总人口的平均比率在10%以上（远高于日本的2%左右）。移民以育龄期的年轻人为主，对缓和少子化有明显的贡献。 异次元少子化对策的重心放在婚后育儿对策，在结婚率下降这一问题上重视不足。 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推进工作方式改革和移民制度改革对稳定出生率相当重要，但在日本异次元对策中，前者目前只被列为第三支柱，表述也比较空泛。后者则没被提及，负责移民政策的法务省也没有参加前述联席会议。 由上可见，构想中的异次元少子化对策对减轻日本育儿家庭经济负担和生育后顾之忧会有一定效果，但要真正改变或缓和少子化趋势，尚需在劳动制度和移民制度上实施更大力度的改革。 （作者系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