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始祖——王亥
王亥，子姓，王氏，名亥商丘（今河南商丘）人，夏代商国部落第七任国君。
王亥是殷商始祖阏伯的六世孙，冥的长子。王亥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促使农业迅速发展。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使商部落得以强大。
王亥开创了商业贸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成为了现今商业用词的来源。后来有易氏部落首领绵臣见财起歹意，杀害了王亥。商朝建立后，追尊王亥庙号为“商高祖”，殷墟甲骨文中称“商高祖王亥“、“高祖王亥”。人们尊称王亥为“华商始祖”、“中斌财神”。《今本竹书纪年》、《天问》对王亥的事迹描述较多。
《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伯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商祖——白圭
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白圭，战国时期中原（洛阳）人，名丹，字圭。有“商祖”之誉。在魏惠王属下为大臣，善于修筑堤坝，兴修水利。《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他主张减轻田税，征收产物的二十分之一。提出贸易致富的理论。主张根据丰收歉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经商。谷物成熟时，进收粮食；蚕茧出产时收进絮帛，出售粮食。白圭并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认为农业的一个周期为12年。他亦认为经商要按时机，就像孙子吴起用兵、商鞅行法。一说，水利专家白圭和贸易致富的白圭是两人。
其师傅为鬼谷子，相传鬼谷子得一“金书”，鬼谷子将里面的致富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传于白圭。白圭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秦，也是一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汉书》称他是经营贸易发展工商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商场如战场，只有随机应变，巧用计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在今天激烈的商战中，商界仍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奉“治生之祖”白圭为高人。
白圭是商业这个行业最早收授门徒的人，他通过严格的挑选，收了一些学生。“白圭招生的标准是很高的，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商人，要具备以下条件：要通权变，能够权衡利弊，把握时机，出奇制胜；要勇敢果断，当机立断；要有仁爱之心，能够明白取予的道理，遵守“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还要有耐心，有毅力，能够固守等待，不轻举妄动。在战国时期，虽然商人在古代“士、农、工、商”的行业划分中，位居最后一位，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都是比较低的，但是白圭却将当时社会的最高道德规范来作为商人的基本素质要求，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治国统兵要求同样高，没有那么高的素质想向我请教也不会告诉你诀窍，可见白圭所要求的商人是一个具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的人，这和他以仁为本的经营理念是相合的。
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否则经商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预测市场行情白圭理财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乐观时变”，即预测市场行情变化并据以进行理财决策。其中，“时”是指市场行情，“观时变”就是预测市场行情变化。他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理财决策思想。其中，“人弃我取”是指当商品供过于求、人们不愿问津时，就趁机买进。他深知“贱下极则反贵”的道理，所以趁其供过于求，价格低廉时买进。“人取我予”则是当自己手中的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大涨时，就趁机卖出。这就是“贵上极则反贱”的道理。白圭说的“时变”也包括农业丰歉对商品价格和供求的影响。他认为在凶灾之年，粮食歉收，但其他农副产品未必减产。
因此，社会出现丰年粮价比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灾年相对较高的情况。于是，白圭就在丰年买进价格较低的粮食，卖出价格较高的农副产品；在灾年则卖出粮食，买进农副产品。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能预测农业丰歉，而不能等到丰歉已表现出来之后。因此，白圭对预测农业丰歉也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理财决策必须加以贯彻理财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
《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雷厉风行的精神。理财要善于用人白圭认为理财要选好人。怎样才能选好人？他提出了“智”、“勇”、“仁”、“强”四项要求。这是他的用人标准。
他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在与被管理者共事时要“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他已经认识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工作成果同他们的人品、情绪、心理有重大关系。因此，在用人时不主张靠强压和利诱，而是用“同甘共苦”的共事方法在他们内心引起一种“激发动机”。这一思想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先进。理财要处理好财务关系白圭对“仁”的解释是“能以取予”，意思是懂得并善于处理“取”和“予”之间的财务关系。作为大商人，白圭获取利润的胃口是很大的，而利润是从交易对手和帮助自己经商的人身上赚来的。这些都是“取”。但是，光“取”不“予”，就很快会无处可“取”了。他已经认识到，要“予”交易对手一些利益，要“予”帮助自己干活的劳动者一些利益。财务关系改善了，自身的利益才更容易实现。公众号.诸子学,理财要薄利多销白圭追求大利，但他认为大利不一定要靠经营昂贵商品或靠在交易中卖高价来实现。昂贵的商品非一般人购买力所能及，销量有限；低廉的商品反而是大众必需品，需求量大，照样有利可图。因此，白圭在理财实践中提出“欲长钱，取下谷”的观点。“下谷”是指广大民众消费的谷物，价格低、利润少，但销量大，经营“下谷”同样可以实现比较大的利润。
儒商鼻祖——端木赐（子贡）
春秋末年卫国鲁国丞相儒商始祖
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儒商鼻祖，春秋末年卫国黎（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儒家杰出代表，孔门十哲之一，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的丞相。还善于经商，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
“端木遗风”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成为民间信奉的财神。子贡善货殖，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后世商界所推崇。
商圣之师——计然
计然（生卒年不详），辛氏，名钘，字文子，又称计倪、计研，号计然、渔父，春秋时期宋国葵丘濮上（一说河南商丘民权县、一说河南省兰考县、一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临濮集一带）人，著名谋士、经济学家。
史载其博学无所不通，尤善计算。经常遨游于山海湖泽，南游越国时，收越国大夫范蠡为徒，授范蠡七计。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用其五计而灭吴国。著作有《文子》（又名《通玄真经》）。
《史记·货殖列传》载：“昔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见矣。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推此类而修之，二年国富，厚贿战士，遂破强吴，刷会稽之耻。范蠡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颜师古曰：“计然者，濮上人也，博学无所不通，尤善计算，尝游南越，范蠡卑身事之。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此则然、倪、砚声相近，实则一人耳。”
【译文】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准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
商圣——范蠡（陶朱公）
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大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经济学家，被史学界称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经营之神、商家鼻祖，被中国民间恭奉为“文财神”。越国相国、上将军。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兴越灭吴，后隐去。著《范蠡》兵法二篇，今佚。
范蠡为中国早期商业理论家，楚学开拓者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商圣”。虽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文武双全。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之后被拜为上大夫、相国，辅佐越国勾践。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成就霸业，又被封为上将军。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后定居于安义陶村（今运城市陶村镇）。自号“陶朱公”，公元前448年，范蠡卒，时年88岁。
因范蠡一生艰苦创业、三致千金， 又能广散钱财救济贫民且淡泊名利的商人形象，以及巨大的经商思想理论的影响力，在范蠡去世后，逐渐被后世尊之为财神、商圣、商祖，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画像。范蠡是范姓始祖范武子的后裔，并被视为顺阳范氏之先祖。
经商思想播报编辑陶朱公居陶经商成为巨富，“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是其成功的客观条件，但根本的原因是他具有超乎常人的综合素质。他在经营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非凡智慧和人格魅力，极受后世商人的推崇，“陶朱公”的名字成为商家成功的楷模和财富的象征。他那富有哲理的商业理论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经营技巧，被称作“陶朱术”，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商业经营的代名词。陶朱公的经营思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道德经商”。陶朱公经商仅“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贾法廉平，不盘剥百姓。经商致富靠的是无损于民的经营技巧，不搞损人利己。经商致富后，他屡散家财，周济贫困，被时人誉为“富好行其德者”。陶朱公开创了道德经商的中国儒商传统，被尊为儒商鼻祖。“农商俱利”。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以农为本，称商为末，社会普遍“重农轻商”。陶朱公提出“农末俱利”的经济理论，在当时确实是一大进步。他居陶期间，身体力行这一理论，采取“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经营策略，“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农牧商结合的经营模式，保证了他经营的成功。“随时以行”。
范蠡说过：“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他善于掌握社会时势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预测发展趋势，扑捉成功的时机。由此，他提出很多著名的商理，如“时用则知物，知斗则修备”，“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得时无待，时不再来”等，至今仍被商人奉为至理名言。“积贮之理”。“积贮之理”即货币周转流通的原则。他主张加快资金周转，使手中“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他揭示了“贵极必贱”的价格变化规律，“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要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及时果断地买进卖出。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成功地运用了近代西方经济学才揭示出来的供求规律、流通规律等商品经济法则从事经营活动，所以能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就。“重视人才”。陶朱公提出“择人”和“不责于人”的人才思想，“择人”就是要善于选择经营人才，唯才是用，司马迁称赞陶朱公是“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不责于人”就是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应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盐商——猗顿
大手工业者和商人，猗顿（前480年-？），出生于鲁国（今山东南部一带）人，春秋战国时期盐商。
猗顿初为春秋时代的贫寒之士。在生计艰难时，听闻陶朱公经商致富一事，求教于陶朱公，获得八字秘诀，陶朱公建议猗顿经营畜牧业。于是猗顿千里迢迢来到西河（今晋南一带），定居于猗氏王寮（今山西运城临猗县）。此后，猗顿辛勤经营，畜牧规模日渐扩大。致富后的猗顿为表达对陶朱公的恩情，猗顿在今临猗县王寮村修建陶朱公庙。
猗顿是中国最早的珠宝鉴定专家和珠宝商。猗顿聚财有道，不断改革创新，在积累财富的同时，还能做到乐善好施。猗顿对山西南部地区的畜牧业和河东池盐的开发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山西商业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被尊为中国商祖、晋商祖师。
赵国大富豪——郭纵
郭纵（？—？），赵国邯郸（今河北邯郸）人，赵国著名大工商业者，以冶铁为业，为战国时期赵国大富豪。
郭纵，战国时期赵国著名大工商业者，赵国邯郸（今河北邯郸）人，其先本原赵国都城晋阳人。以经营冶铁业而致巨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相传，赵简子开拓晋阳后，居住在晋都绛的郭氏，因为三家分晋投奔了赵国，与赵氏结缘。从赵简子师东郭（虢），到战国中期的郭纵、晚期的郭开，郭氏进入了赵国核心圈，垄断了赵国的冶铁业。这种关系一直绵延了二百余年。
最早女企业家——巴寡妇清
巴寡妇清，名清，巴是巴郡之意。战国时代大工商业主，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女企业家。丈夫死后，巴寡妇清守着家族企业，凭雄厚财力保卫一方。是秦始皇陵里大量水银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因其在政治军事上的特殊地位，与另外一位大商人大牧主乌氏倮被国家当作上宾礼遇。
《史记·货殖列传》：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译文】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全部卖掉，再购求奇异之物和丝织品，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家产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能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侵犯。秦始皇以上宾之礼待她，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一介边鄙牧夫，巴郡寡妇清一介穷乡寡妇，能够名扬天下，万乘之尊对他们以礼相待，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
《汉书·卷九十一·货值传第六十一》：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人不敢犯。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秦朝富商——乌氏倮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
【译文】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
营国巨商——吕不韦
奇货可居
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积累起千金的家产。
吕不韦到邯郸去做生意，见到异人后大喜，说：“异人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成语“奇货可居”的出典）。
吕不韦于是归家与父亲说：“耕田可获利几倍呢？”父亲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贩卖珠玉，或获利几倍呢？”父亲说：“百倍。”吕不韦又问：“立一个国家的君主，可获利几倍呢？”
父亲说：“无数。”
吕不韦说：“如今努力耕田劳作，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若是拥君建国则可泽被后世。我决定去做这笔买卖。
宣曲任氏
宣曲任氏（生卒年不详） 京兆长安宣曲（今陕西长安）人，西汉初富商，其祖先为秦督道粮仓官吏。任氏作为一位商人，表现出特有的智慧。秦亡时，人们纷纷储存珠宝，惟有任氏储存了大量粮食。后来楚汉战争期间，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耕种，所以粮食供应异常紧张，米价高达一万钱一石，任氏大获其利。在商业经营中，人们一般争着以廉价进货，而任氏却首先考虑货物质量，以优质取信于人。由于经营有方，任氏世代富有。其家族规定：不是自己家生产的农牧产品不准食用；在交纳完赋税之前不准吃肉喝酒。
宣曲任氏的经商智慧对后世影响比较大，明朝文学家冯梦龙就在《智囊》中收录了他的故事，作为一部反映古人巧妙运用聪明才智来排忧解难、克敌制胜的处世奇书，《智囊》一书甚至将宣曲任氏与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相提并论，并称“二人之智无大小”。在重农轻商的古代中国，宣曲任氏却被写入《史记》，可见其影响力有多大。
《史记货殖列传》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译文】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此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做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汉代冶铁巨商——卓王孙（卓文君之父）
卓王孙，原籍为战国赵邯郸城(今河北省邯郸市)，著名西汉时期巨富。卓王孙是冶铁世家。卓家以冶铁致富，秦始皇灭赵进行统一之际，强迫赵国富户迁移到川峡等地，邯郸城卓氏被迁临邛。一代富豪卓王孙，仅家僮有千百名，卓王孙分百名僮仆，百万两钱给私奔的女儿卓文君成一段佳话。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译文】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徙地方。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近处是在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象蹲伏的鸱鸟，人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就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多达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
《盐铁论》记载，“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多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放流人民”即在土地兼并之下失业的农民，“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指许多就是靠招收这些无业游民经营盐铁致富。
《华阳国志》记载，“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趟阄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涤邙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若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亦八百人；而郄公从禽，巷无行人。箫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
富可敌国——沈万三
沈万三（生卒年不详），本名沈富，又名沈秀，字仲荣，号万山。家中排行老三，时巨富为万户，故世称万三。祖籍江浙行省湖州路乌程县（今属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后迁居苏州。中国元末明初富商。商人沈祐第三子。
其父始徙于平江路长洲县（今属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之周庄，率族人开垦荒地，以农业发家。沈万三继承父业，率其子弟尽力农事，广辟田宅，富累金玉，又以周庄作为商品贸易与流通基地，广集货资，迅速成为江南第一豪富。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明太祖攻苏州城，张士诚赖沈万三等苏州百姓大力支持，固守苏州达八月之久。城破后，明太祖对苏民采取报复措施。沈万三见形势严峻，主动示好，先是帮助修建南京城，资助筑城资金三分之一。明太祖欲犒军，又请求代出犒银，明太祖问其“百万军能遍赏乎”，沈万三答以每军可犒银一两。明太祖忌惮沈万三收买军心，起意杀之。马皇后多次劝谏，谓沈万三固然富可敌国，然而未尝为不法之事。遂免死，改为抄家，流放云南，后客死异乡（另说未流放云南）。
商业巨擎——乔致庸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清朝末年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
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在乔致庸手中，乔家的事业比起乃祖乃父时候有了极大拓展，先是由“复盛公”派生出复盛全，复盛西，复盛油坊，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复盛西面铺等商号，“复”字号商业金融集团成为了资力最雄厚，连号最多，声势最大的一个商业组织，下属的众多店铺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渗透在各行各业里，经营范围十分广泛。
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海外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经商之道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起先是“复字号”称雄包头，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他成为“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财势跻身全省富户前列。
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激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
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而“在中堂”后来败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爆发。
用人之道
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是因为乔致庸能够不拘一格用人才。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马荀，本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里的小掌柜，不识字，但经营有方，盈利不小。乔致庸便给他一副资本，让粮店独立经营，他成为大掌柜后也给乔家赚回不少银子。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也是如此，后来为乔家收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
阎维藩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有左，辞职还乡，消息传至乔家，乔致庸慧眼识人，派儿子从半路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聘任阎维藩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他为报知遇之恩，殚精竭虑，使大德恒票号后来居上，成为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票号之一。
治家之道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
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
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
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
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
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为抬高身价，乔致庸也喜好结交官府，这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晋商的封建性的一面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乔家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
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
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1823—1885），本名胡光墉，幼名顺官，字雪岩，出生于安徽徽州绩溪，13岁起便移居浙江杭州。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政治家，徽商代表人物。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杭州时，胡雪岩从上海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而为左宗棠赏识，后来又帮助左宗棠组织“常捷军”、创办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西征平叛阿古柏时，为他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在上海代借外款5次，高达1195万两，采供军饷、订购军火，并做情报工作，常将上海中外各界重要消息报告左宗棠。备受欢迎时，官居二品，赏穿黄马褂。
胡雪岩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利用过手的官银在上海筹办私人钱庄，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阜康”钱庄分号，被称为“活财神”。在杭州创立了“胡庆余堂”中药店，制“避瘟丹”“行军散”“八宝丹”供军民之需，药店传承至今，赢得“江南药王”之美誉。
清光绪九年（1883年），其产业受各地官僚竞相提款、敲诈勒索而引发资金周转失灵，受外商排挤，而被迫贱卖，资产去半。最终，胡雪岩被革职查抄家产，郁郁而终。
胡雪岩虽然身处洋务运动时代，并曾参与左宗棠马尾造船厂的运作。胡雪岩的生意，一类是借助政商关系的“特殊”生意，如：为政府采购军火、机器、筹措外资贷款等；另一类则是“正常”生意，如：钱庄、当铺、生丝、药局等。
“阜康钱庄”是胡雪岩的金融平台，也是其核心产业。与一般钱庄不同的是，“阜康钱庄”拥有两大特殊资金来源：一是数额庞大的委托理财，主要为官商的利益输送服务。《异辞录》记载胡雪岩“藉官款周转，开设钱庄，公众号.诸子学,其子店遍布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官商寄顿钱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二是巨额公款，包括：“西征借款”、“西征借款”还款以及其他公款存款。胡雪岩利用时间差对这笔巨款进行腾移挪用，形成低成本甚至免费的资金库。除了“西征借款”之外，胡雪岩所编织的庞大政府关系网，也为他输送了各种其他名目的公款存款。
胡雪岩一生跌宕起伏，最终一贫如洗。胡雪岩死前被抄家，留下的资料甚少。众多产业中仅有胡庆余堂留存于世。
胡雪岩开设的胡庆余堂，始创于1874年，地处杭州吴山脚下。在中医药漫长的发展源流中，胡庆余堂以其精湛的制药技艺和独特的人文价值，赢得了“江南药王”之美誉，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
在胡庆余堂百年历史中，流传着许多耕心制药的故事。如“局方紫雪丹”，是一味镇惊通窍的急救药，按古方制作要求最后一道工序不宜用铜铁锅熬药，为了确保药效胡雪岩不惜血本请来能工巧匠，铸成一套金铲银锅，专门制作紫雪丹。现金铲银锅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并誉为中华药业第一国宝。
胡雪岩功成名就之后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并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清光绪四年（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已达二十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清光绪四年（1878年），胡雪岩在亲笔跋文的“戒欺”一匾。它高悬于厅堂，被奉为店训。胡庆余堂许多匾额都是朝向外挂的，唯独“戒欺匾”是挂在营业厅的背后，是挂给内部员工看的。这块匾为胡雪岩亲笔写就：“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上述文字是胡雪岩留给后人的最有价值的品牌遗产。“戒欺”反映在生产上就是“采办务真，修制务精”。“采办务真”的“真”，指入药的药材一定要“真”，力求“道地”，从源头就优选药材质地；“修制务精”的“精”是精益求精，其意是员工要敬业，制药精细。在经营上，“戒欺”的体现是“真不二价”，向顾客正言胡庆余堂的药童叟无欺，只卖一个价。胡雪岩还把“顾客乃养命之源”写入店规，教育员工把顾客当作衣食父母。
胡雪岩商道已经成为一种经营理念浸渍在胡庆余堂品牌内涵中形成一个完备的人文体系，核心就是“戒欺”。其“是乃仁术”、“真不二价”“顾客乃养命之源”等经营理念，已超越了中医药范畴，将为打造“诚信”社会作出最明确的历史诠释。
一代钱王——王炽
王炽（1836年－1903年），字兴斋，云南弥勒县虹溪人。中国封建社会位居一品的红顶商人。民间称为“钱王”。
王炽年轻时斗殴杀死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数年经营，成为滇中富商。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炽。而且，他是唯一一名榜上有名的中国人。
王炽“幼而颖异”，但由于父兄早逝，家计甚窘，少年的王炽不得不放弃读书，拿着母亲变卖首饰和衣物凑得的20两银子，出门学做生意。他从家乡弥勒虹溪购土布挑到竹园、盘溪贩卖，又把那里的红糖购回销售。凭着勤劳和机敏，王炽不久就积攒得百多两银子。于是，他扩大经营范围，组织马帮，往返贩运土杂百货于临安（今建水）府属各县和泸西、师宗、丘北之间。在王炽20岁时，他已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
清朝同治初年，王炽避祸重庆。见重庆商业繁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宜在此设庄贸易，于是，租得临街房屋一间，正式挂出“天顺祥”商号。
京都、上海、广东、江西、汉口、常德、重庆、成都、叙府、贵阳等均有天顺祥票号。总号有资本十万两，京都分号有三万两，其馀各一万两……咸同滇乱与中法凉山之役均筹垫饷款，获利甚巨。故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两号信用大着，凡协款、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至光绪中后期，天顺祥分号已遍及全国22个行省中15个行省的大中城市。号称“南帮之雄”，公众号.诸子学,与西帮三晋票号并驾齐驱而驰名于国内。王炽缔造的以金融票号业为主干的商业帝国，享誉一时。美国《时代周刊》曾将其列为西元十九世纪末的全球第四大富豪。
王炽经商有道，且胆略非凡。同治末年，川东道库急需向四川布政司解缴白银三万两而一时无法凑足。道署在重庆间川帮商界洽借，但无一家愿意借给。公众号.诸子学,官员们情急之下找到天顺样，没想到王炽竞一口应承，并且不要利息。使官员们大为惊叹，认为天顺样胆魄超人，实力雄厚，信用昭著。
王炽虽富甲全滇，但却不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商人。他重德重义，以德经商，对“商道”有着独到的领悟：
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
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
王炽在经营上不固步自封，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为强国奋争；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始终保持勤俭家风。诚信与德行赢得了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成为商界楷模。
不仅如此，王炽还仗兴疏财，以财力急国家之急，以振兴地方经济为己任，发展地方实业，热心公益事业。清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出兵犯境，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当时军情紧急，需饷甚巨，一时筹应不及的紧要时刻，达官贵人忙于避祸，惟利是图的商人们都做了缩头乌龟，独有王炽毅然独自借垫60万两巨款作饷银，岑毓英为之赐额称“急公好义”。
王炽还花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使云南路权不受法国人支配。为保护地方工业不被洋人染指，王炽冒险夺标，垫付数十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筹办云南铜、锡矿业。
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惶出逃，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王炽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之地，“同庆丰”分行须全力资助。慈禧回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见虹溪书院损坏，即捐资扩建；见地方无救荒之粮，便设义社以备振灾；见学子失学，便建义塾以教；见士子乡试无住宿，捐虹溪试馆以供住宿；见有的举子无钱进京赶考，就承揽了云南全部举子进京赶考的一切开销；见大渡河船渡常淹没人马，便捐巨金打造13根铁索修桥，供行人过江；为培养人才、振兴地方教育文化，王炽联合当地富绅筹办“兴文当”（后更名为“兴文银行”），将之作为“基金库”，以捐助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云南经正书院，云南大学都曾得到资助。
1903年，石屏人袁嘉谷中状元，王炽欣喜若狂，他拿出全部“兴文当”公款，一半奖给袁嘉谷这位云南首名状元，一半在拓东路建起一座巍峨的的状元楼。
此外，王炽还开创昆明牛疫局，使不少婴儿免受疾病之苦。清廷根据王炽的各种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锆封“三代一品”封典，允许在紫禁城骑马，王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明义重德的商人本来就不多，而商人冠戴一品更是绝无仅有，王炽所受荣誉远远超过晚清时声名显赫的巨商胡雪岩。
有话要说...